未来论坛上，很多人吹嘘了半天繁体字，多么多么美，可是生僻字别说了，忧郁的乌龟几个字的繁体，他们大多数都不会写，所谓会写的也有不少是有错字的，说这些人是孔乙己装举人都抬举他们，简直就是阿q装文化人，也不怕酸掉牙.
“白羽同志，你的怨气可真不小啊，不过繁体字在古文研究和书法领域还是有价值的，废止就算了吧，推广简化字倒确实是当务之急.”李德胜主席不知道刘白羽为什么这么大意见，觉得有点好笑.
“废止是有点过了，主席，这可不是简单的字体问题，而是一场先进对落后，工业文明对旧时代的冲击，甚至搞不好，会引发重大政治问题的，所以我的意见是干脆把事情闹大，发起一场对中国历史的再评价！”
“嗯，白羽同志详细说说你的见解好吗？”李德胜主席好奇的问道.
应该是说，网络上的现代穷酸啊q，连繁体字忧郁的乌龟大多数都写不对，不少都是没文化装有文化的，不学无术，仿佛简化字是人民政府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呢，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人民政府的《简化字总表》共收2274个简化字及14个简化偏旁)做过统计，发现其中80以上(420字：先秦的有68个字，秦汉的有96个字，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有32个字，隋唐五代的有29个字，宋辽金元有82个，明清有53个，民国60个)都是解放前就已经流行或存在的，解放区和建国后的是101个。[
真正的书法爱好者可以看到从王羲之到柳公权，古代的简体字也是比比皆是，实际上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前，简化字也早有规范，只是国民党对旧文人太过软弱，没有实行而已，当然就国民党那悲剧的组织能力，就是搞出简化字，只怕也无法完成在几亿人的大陆普及教育的伟业.
1935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一共收录了324个民间流传最广的俗字、古字和草书字。但因为有争议，第二年2月，《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民国《第一批简体字表》的两个说明是这样的：1）简体字为笔画省简之字，易认易写，别于正体字而言，得以代繁写之正体字。2）本表所列之简体字，包括俗字、古字、草书等体。俗字如“体、宝、岩、蚕”等，古字如“气、无、処、广”等，草书如“时、实、为、会”等，皆为已有而通俗习用者。
国民党政府，还没推行简化字为了安抚旧文人，就把繁体字说成是正体字，实现就矮了三分，面对旧文人的围攻，焉有不败之理 近代汉字简化运动，源于太平天国，为了提升识字率，在太平天国玉玺及官方文件都书简体。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一百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P.38)。太平天国最有名的字是将“国（囯、国）”的“或”改成“王”，不过太平天国灭亡后，文字简化运动也停止。
五四运动的白话文运动为大家所知悉，事实上，文字简化运动应和白话文运动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许多人提出提升国人知识水平的方法，要提升知识水准就先提升识字率，增加识字率就要将复杂的中国字简化。简化文字获得许多知识分子的赞成，主张使用白话文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赞成文字简化。著名的国学家胡适也极为支持[3]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蜂、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亦即钱玄同所编《简体字谱》中2400字中的324个，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但当时戴季陶等国民党文化遗老遗少强烈反对。1936年2月5日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被收回废止。
1936年10月容庚出版了《简体字典》，并且在燕京大学开设简体字课加以试验。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的《简体字表》第一表，业已收录简化汉字1700个，只是抗日战争爆发，汉字简化工作才被迫停止。
实事求是的说，国民政府同样在推进简化字，只是因为无能，忙于内战等等，没有成功罢了，可远不是现在动不动拿台湾繁体字说事的主儿污蔑的那样.
当然，解放区共产党政府的务实和国民政府的无能昏聩成了鲜明对比.
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汉字简化运动在共产党的统治范围内推广，该区的报章杂志使用了既有的或创造的简体字，这些字又称为“解放字”。但人们更热衷于新文字的创造。到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许多新文字方案在社会上流传。其中以语言学家黎锦熙和赵元任创立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简称“国罗”)和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合作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影响最大。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由于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1949年5月，一直致力于改革汉字的语言学家黎锦熙联同多所高校的语言文字专家，向中共“五老”之一吴玉章建议成立一个文字改革研究会,恢复屡被战乱打断的文字改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