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如果不考虑一己的荣辱，安于臣位，依靠慈禧的信任和支持，未必就一定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可是，关卓凡觉得，他冒不起这个险了。
特别是，他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女人成长和变化的速度，愈来愈快，迟早有一天，自己将不再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她、控制她。
这是非常讽刺的，慈禧“成长和变化”的“速度”，虽然愈来愈快，但是，其“成长和变化”的”方向”，不是保守，而是开放，和关卓凡自己的“方向”，其实是一致的。
可是，正因为如此，关卓凡才担心，自己那套玩意儿，在慈禧那儿，终有一天，会不够用了，这个意识强烈的女人，终究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的主张，进而自行其是。关卓凡如果不追随，就会和她产生冲突，甚至站到她的对立面去。而慈禧对政治对手，会采取何种手段，作为穿越者的他，是清清楚楚的。
究其竟，这个女人，天赋太高，太聪明了。
如果慈禧的“的主张”，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还好，关卓凡失去的，不过是主持中枢的地位和权力；可是，如果，她的“的主张”，分歧于历史的发展趋势呢？毕竟，她再怎么聪明、天赋再怎么高，对于历史的认▽识和预判，也不能和穿越者相提并论她没有一百几十年成败得失的经验和事实打底儿呀！
再想一想慈禧的“成长和变化”，完完全全出于关卓凡刻意的影响和引导，就更觉得讽刺了。
除此之外，关卓凡也承认，“一己的荣辱”，嗯，我其实也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不能不向“最毒、最坏”的位置上走去。
至于原先设想的，通过“赎买”的手段，引导慈禧逐步放权，最终退出政治中枢，事实证明，也是一个幻想。
并不是说“赎买”没有用事实上，“赎买”非常有用，几年下来，关卓凡“赎买”到了愈来愈多的信任和权力，可是，信任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君主对于臣子的信任；权力再怎么多，也还是一个臣子的权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慈禧会因此放弃君主的最高、最后的决定权。
即是说，慈禧没有任何“退出政治中枢”的意思。
慈禧给他的，只是“办事权”，不是“话事权”。
而我要“赎买”的，不仅仅是“办事权”，还有“话事权”，乃至最终的“话事权”。
形势很清楚，如欲“赎买”发生足够的效力，单靠“引导”是不够的，必须加之以足够的外力，等到形势比人强了，你不接受这笔交易，亦不可得了。
即是说，必须“强买强卖”。
不过，无论如何，这依旧是一笔大致公平的交易如果显失公平，那就不成其为“交易”了。
“交易”若达不成，“名正言顺”四个字就没有了，就算取得了所谓的“话事权”，居于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也是八面来风，摇摇晃晃，大部分的心思和精力，都得放在如何不掉了下去？如何坐稳了屁股下的位子？
如是，上上下下，又能拿出多少的心思和精力，一致对外，改革开放，发展兴作？
关卓凡必须正视和尊重以下的事实：
第一，此时的清朝皇室，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依然拥有相当的威望。
第二，国家初臻太平，两宫皇太后，确实厥功甚伟。
厥功甚伟，唉，关卓凡苦笑了。
关于慈禧的功过 在本时空，迄今为止，慈禧的表现，于国于民，于公于私，都是无懈可击的：
简贤任能，虚己纳谏，信用汉员，支持洋务，小心翼翼的控制着自己对于奢华享受的。
由于关卓凡的介入，本时空的中国，国势之蒸蒸日上，远过于原时空的同一时期。但是，不论关卓凡在其中起了多大的作用，这一时期，政治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两宫皇太后手里，考虑到慈安和慈禧见识、能力上的差异，慈禧其实是整个帝国这一时期事实上的最终“话事人”，她对关卓凡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至关重要。
关卓凡以为，她的作用和功绩，值得一个颐和园。
本时空，如果中国最终按照关卓凡的设想，重新崛起于万国，扬威于世界，则慈禧的功绩，不盖棺，亦定论，史书之上，她一定是比拟甚至超越汉之吕雉、宋之宣仁的英明女主，史笔如铁，仅仅为了这个，关卓凡也得善待慈禧。
更何况，不论两人曾经有过什么龃龉和风波，她，毕竟是他的女人。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胎传遗毒”这种幌子，在目前的中国人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大环境下，暂时性的拿来做政治斗争的手段，是可以的。但是，随着民智渐开，科学昌明，这个罪名，一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与其叫后世史家来翻案，不如自己见好就收。
关卓凡可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那种人，他还是非常爱惜羽毛，看重自己身后名声滴。
所以，他要从那个“最毒、最坏”的位置上，后退一步，庶几，对自己交代的过去，对伊人交代的过去，对历史，也交代的过去。
以上是本时空，原时空呢？
我是说，原时空，慈禧的功过是非呢？
唉，这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也必定是要引起争议的。
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一点应该确认：在慈禧“归政”，将权力正式移交给德宗之时当然，也不是百分百的交权她的声望和权威，达到了自辛酉年“垂帘听政”以来的顶峰，朝野中外，都目慈禧皇太后为“贤后”，为“英主”。
彼时的慈禧，在国人的眼里，浑身上下，闪闪发光。
这块“贤后”、“英主”的招牌，里面没有任何水分，实在是由慈禧多年来治国理政的一系列辉煌成就打造而成的。
平定洪杨，将清朝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就不说了，说说之后发生的事儿吧。
之后，是“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不是虚美，不是“回光返照”，是实实在在的“中兴”，人口，财政，军事，外交，中央的权威，政治的稳定，社会生产、生活的活跃和发展，以及遍地开花的新兴事物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百分百符合“中兴”的标准。
太平天国运动，被后世史家定性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类似规模的农民起义，或者直接毁灭王朝，或者，王朝虽然暂时逃过灭顶割喉之灾，但再也不能振作，一路断崖式下跌，名存而实亡。
秦、汉、唐、元、明……一一数去，概莫能外。
清朝是唯一的例外。
这，说明了什么呢？
今天，我们提及洋务运动，都会给其定一个“失败”的性，不错，洋务运动最后确实是失败了，但是，它不是没有成功过，而且，这个成功，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是“全面”的，这个成功，集中反应在收复新疆和对法战争两场战争的胜利上。
原时空收复新疆，面对的局面，远比本时空恶劣：阿古柏已经获得了英国的全面军援；同时，沙俄不但已经占领伊犁，兵锋更直逼乌鲁木齐。就是说，较之本时空，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更加稳固，实力更加强大这也罢了，关键是，要收复新疆，就要冒和沙俄直接开片的巨大风险。
彼时，放弃新疆，已经是朝廷的主流意见，甚至可说是一边倒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的“海防派”的一家之言。在这种情况下，慈禧、文祥，坚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主张，并且做了勒紧裤腰带、长期战争的准备。
平叛的过程中，西征大军虽然客地作战，但在军事上，对于获得了“英援”的阿古柏叛军，却拥有碾压性的优势，差距之大，仿佛二鸦之时，英法军队对阵中队。
这支军队的表现，获得了列强的高度评价其中评价最高的，竟认为左宗棠军队的战力，并不在欧洲军队之下；更令沙俄深为忌惮沙俄就在旁边儿盯着，西征大军的战力何如，老毛子大约比中国中央政府，还要更加清楚一些。
这是沙俄放弃伊犁的真正原因。伊犁的收复，时人和后人皆归美于曾纪泽，但是，关卓凡认为，真正的功臣，其实是虎视一旁的西征大军。
左宗棠的西征大军，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但已无限接近这一标准，而且，就士气和纪律而言，大约还在不少近代化军队之上。这是乾隆之后，中国步兵战力的最高峰。这样一支军队，如果放在甲午的朝鲜战场上，关卓凡以为，无论如何，不可能挡不住刚刚完成了近代化的日本军队。
西征大军不是石头缝里崩出来的，也不仅仅依赖左宗棠个人的天才、意志和努力，它是彼时中国整体国力的产物，是彼时的中国人的精气神儿的集中体现不错，中国确实有过一段自信心初步恢复、精神面貌掉头向上的时期。
这个时期，涵括了即将到来的中法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