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部？难道这是一个督查部门吗？”邓晓平接着问道。
“监察部，顾名思义就是负责监督检查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行使的权力只对内，而不对外。也就是说这个部门主要是监督检查我们省政府内部的，一是监查贪污，二是监查不作为乱作为，三是监查通敌卖国。这个部门针对的是察哈尔省所有的官员，包括在坐的各位，一旦罪名落实，是情节严重给予相应的处罚。”
接着陈锋又说道：“西方政治家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先总理孙文也曾说过“政治上的腐化，是滥用权力的结果。所以要消除腐化，就需要约束权力。没有一个人具有无视于人民意志的绝对权力。”所以说不受控制的公权力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这是因为在没有监督压力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往往不会自动纠正自己的过错，而宁愿无所作为、任由错误泛滥延续；更有甚者，政府官员往往自己就是社会悲剧的始作俑者，不受控制的公权力是社会安定的最大威胁。西晋八王之乱诸位不知有谁知道？”
康泽起身说道：“八王之乱是西晋衰落甚至是灭亡的最大诱因，此时动乱始于公元291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留下了一个统一仅10年的庞大帝国和一个“何不食肉糜”的痴呆皇帝晋惠帝。不幸的是，这个痴呆皇帝偏偏有一个又丑又凶、狠毒无比的皇后贾南风。晋武帝死后第二年，贾南风就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死了晋武帝的老丈人、辅政的太傅杨骏，由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无情的权力争夺战、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序幕。杨骏死后，朝政为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所主持，贾南风先是指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卫瓘，随即又矫诏杀了司马玮。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当贾氏一党志骄意满进而废杀太子之时，赵王司马伦与孙秀借为太子报仇之名，矫诏废杀贾南风，除尽贾氏一党。司马伦专掌朝政后，仍不满足，索兴篡位自立。紧接着，齐王司马冏联合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灭掉司马伦一党，迎晋惠帝复位。不曾想，司马冏独揽朝政的位子还没坐热，仅过半年就被长沙王司马乂所杀。然而，司马乂重演司马冏故事，掌权没多久旋即被司马颙、司马颖以及东海王司马越所灭。这一次，上位的是司马颖。接下来更乱，先是司马颖为司马颙所败，再是司马颙在与司马越的对峙中败下阵来，“八王之乱”最后以司马越的获胜而告终。不过，司马越也并未笑到最后。“八王之乱”不仅耗尽了西晋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也几乎灭尽了西晋的精英集团，正当西晋内乱不已之时，刘渊等趁乱起兵，中国历史进入最黑暗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专权五年之后，司马越在一片内忧外患中死去，尸骨未寒，就被石勒剖棺焚尸。”
康泽坐下后，陈锋继续说道：“康主任不愧是蒋委员长看重的人，学识渊博，肃严自愧不如啊！正如刚才康主任所说，八王之乱最终导致了西晋的衰落与灭亡，但是这又何尝不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斗争的集中写照和缩影呢。君臣反目，骨肉相残，朝政失纲，后宫失序，尔虞我诈，朝云暮雨，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今天你杀人，明天人杀你，杀人的人再被人杀，一直到全部杀光为止。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无论贤愚，不分长幼，都如飞蛾扑火般争相涌进权力的漩涡中心。可以说，权力如同一剂药，迷失了人的心性，使人不辨形势，不明事理，前赴后继，执迷不悟，义无反顾。回过头来看八王的竞相登场，每个人在出场之前无不踌躇满志，然而一旦掌握权力后其表现却又无不令人大失所望。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所说，与其将权力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卡里斯玛”权威之上，莫如建立在制度权威之上。尽管这种制度化了的政治可能缺少卡里斯玛型政治那样激动人心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然而却更稳定、更可靠、更安全、更具有可预期性。人性总是有弱点的，有弱点的人性加上不受制约的权力，想不变质都难。与其将权力的运转寄希望于个人威权的自制，不如寄希望于制度的约束。这是因为，个人威权的不可预测，根源就在于我们无法寄希望于其道德品性。总之，权力这个东西，既可以造福，也可以作乱，关键在于是否将它锁进笼子里，让它戴着监督的镣铐跳舞，而不是过于相信掌握权力者的道德自制金牌毒妃。”
察哈尔旧有的官员体系已经在战争中被摧毁，全省一半以上的地方没有地方政府，60的豪门大户逃亡他省，留在当地的一多半投靠了日本人，在陈锋所部重新将这些地盘从日本人手里抢回来之后，那些投靠过日本人的豪门大户迅速被镇压，所以在察哈尔省旧有的体系基本上已经崩溃，所以陈锋希望新上任的关于不要把那些迂腐而又陈旧的东西再带到这里来。
这里需要一个廉洁而又高效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一群由其他地方调过来的米虫，所以察哈尔的地方政府必须是一个时刻受到监督的政府。
听完陈锋的话，邓晓平想了想说道：“陈司令说的有道理，权力制衡是必须的，只有在权力主体行使权力过程中，对权力施以监督和制约，才能确保正常、廉洁、有序、高效，孟德斯鸠及其他思想家也都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力来约束。”
康泽也接口说道：“权力监督，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就有过所谓做诗、诵诗的舆论监督，当时还创造了‘三监’制度，并成为以后秦汉时的监察御史和刺史制度的渊源。此后中国各朝代都建有权力监督制度，西汉中期开始建立多重监察制度。如御史的监察、丞相司直的监察、司隶校尉的监察等。元世祖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手的。’成立监察部这件事还是很有必要的，只是不知道陈司令打算将监察部交给哪一方掌管呢？”
“呵呵呵，监察部那一方也不掌管，但是哪一方都掌管。不单单是监察部，其他五个部，除了武装部是由四十集团军全权掌管以外，其他四个部门全部采取三三制原则，即我们三方各出三分之一的人手组建。”陈锋笑着说道。
“那部长呢？也是轮流着来吗？”康泽皱着眉头问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任何一方在工作之中都会受到其他两方的监督，这对于国民政府渗透察哈尔的计划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部长当然也是轮流担任，不过为了保证政策实施的连贯性，每任部长任期暂定为3年，三年后再行换届。此外，工业部和商业部由康副主席兼管，农业部和监察部由邓副主席兼管，宣教部和武装部由我爹兼管。各部的部长由各分管副主席推荐，并上报省政府主席团商议确定，你们诸位可有不同意见？”陈锋道。
“陈司令，我曾经在江西主政过三年的时间，也曾在那里主持过反工作，而且还颇有成就。短短一年多时间，共查处了1200件“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江西的分子，对这方面还是很有经验的，所以希望陈司令能把监察部交由我来分管，不知可否？”康泽道。
“康主任，你在江西的那一套在这里可行使不通喽，这里是察哈尔，你在江西可以把我们共.产党员和群众都杀光，这里可以吗？我们共.产党人最坚守个人原则，所以我们的士兵就比你们要有纪律，有战斗力。所以我认为想要掌管好监察部就必须有好的原则，可惜你康主任手下的兵似乎没有那个是有原则的，因此这个监察部还是由我们来掌管吧！”邓晓平出言道。
“你们也不要以为监察部就有多大的权力，在民主政治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这也是你们双方争夺的焦点。我们察哈尔的权力监督虽然由监察部掌管，但是监察部内部却一分为三，谁也别想徇私舞弊。”
接着陈锋又说道：“另外监察部只有监查和督办职权，但是却没有审判和处理的权利，审判将会由第四十集团军的军事法庭作出判决。还有一点，察哈尔所有的官员全部编入部队，以省师级、市旅级、县团级、乡（镇）营级授予军衔，所有官员犯罪全部按照军法处置。在上任后，各级行政官员按照部队的级别给予军饷补助，着军装戴军帽，并且每个月参加2次以上的军事训练。”